大宗视点：“双焦”持续上涨，四季度继续看好

显然，新成立的监察机关位高权重，对其的监督须足以防止过犹不及。

笔者认为，匿名化处理即数据控制者运用特有的处理方式，删除或替换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使得个人信息达到不具识别可能性的标准。(2)部分准识别符的处理 只删除或替换直接识别符往往不足以使得信息不能识别特定个人，还需对部分准识别符进行处理{13}。

不同主体所能掌握的外部信息并不相同，这一主体标准实际上要求在匿名判断中考虑所有可能获取的外部信息。对于特定类型的信息，控制者必须采取匿名的形式处理。Paul Ohm研究指出，现行的匿名手段所起到的作用有限，无法起到预期的个人信息保护效果，恶意的入侵者可获取相关身份信息，匿名已经成为了一个破碎的承诺{14}。经过处理识别符、个案风险评估、反对再识别的匿名化处理，方可获取符合法律标准的匿名信息。准识别符也被称为间接识别符，即间接识别信息。

笔者认为，匿名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价值，一方面使得充分发挥信息效用，另一方面又恰当地控制了信息风险。为保留数据的再利用价值，对准识别符的处理应在个案中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决定{29}。对外而言，它在为新生政权提供新的宪法秩序想象的同时，也通过对万民法的改造，将至大无外的帝国秩序发展为有内外之分的国际法秩序。

通过一场普遍主义的革命，美国和法国首先告别了旧秩序下历史主义的民族国家，而通过理性的成文制宪政治开辟了道德主义公民的民族国家。这种中介形式表达的不是一个政治社会关于自身存在形式的自觉和意愿，因而无法为欧洲事业提供民主正当性。尽管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立场不同，二者显然都没有超出民族国家的宪法范畴，仍然将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框架和行动的前提视为原初的人民制宪，只不过前者认同的是法国大革命所表达的道德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这种乐观主义的信念认为超越各民族和地方文化的欧洲公共领域是可能的，超越狭隘的族群意识的欧洲公民身份是可能的，而后者对于民族的理解更加保守，带着更多的历史和文化色彩，各民族历史意识的差异使得任何在普遍理性意义上的讨论变得不可能。而对语言的敏感，对法学研究的必然冲击就是将作为普遍经学的罗马法降格为一个历史文献。

24就殖民地而言，由于殖民地社会和其母国体制的文明差异，任何试图授予其民主权利，并试图将其纳入母国体制的人，都不得不面临对于民族国家体制的冲击和民族认同的破坏。在西部领土扩张中，为了缓解新纳入领土对于共和体制的冲击，新领土也是首先被置于由联邦政府监护的领地状态，在其原住民具备了和美国人民同质的程度之后，再正式将其纳入美国的国家体制。

大一统的欧洲想象在政治强人的野心召唤下发展出一轮轮的帝国运动，但由于欧洲诸民族共同的基督教徒身份，使得文明-野蛮的殖民话语无法奏效，而启蒙运动发展出的道德主义的公民概念，也遇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中东欧国家以历史主义民族意识为名义的狙击。⑧ 根据前一种理解，宪法是人民整体意志的表达，它替代近代早期的王权政治，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新象征，而人民通过集体的政治行动表达自己意志的后果就是成文宪法，它通过创设一系列制度机制将人民（或其中多数人）的意志和欲望表达出来。在他看来，开始于16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运动，一方面产生了一套形式平等的欧洲公法政治，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对新大陆的争夺和占有，大国主导下的欧洲和平和殖民地划分维持着二者的平衡。除去对政治事务影响有限的彼特拉克主义，这种人文主义研究又可以分化为两个支系，一个是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一个是法律人文主义（legal humanism），从前者衍生出意大利城邦共和主义的理论传统，从后者衍生出英法等国规范主义的法律传统。

I. Pernice， Multilevel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Treaty of Amsterdam，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Vol. 36， 1999， p. 703. 43［美］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尼科·克里希、理查德·B·斯图尔德：《全球行政法的产生（下）》，范云鹏译，载《全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6期。人文主义者的精神洁癖，使得他们试图回到古典拉丁时期寻求更纯正的拉丁风格，从而产生了意大利古典主义的研究传统。这种冲突主要指的是基本权利的横向效力，也即各种独立的沟通系统所构成的匿名的沟通魔阵对制度、抽象个体和个人完整性的侵害。42J. P. Trachtma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WTO，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2006， p. 623。

47Rainer Wahl， In Defence of ‘Constitution， in Petra Dobner and Martin Loughlin（eds.）， The Twilight of Constitutionalism？， p. 233。在密尔等思想家看来，由于印度不具备一个民主社会的自我统治能力，是需要英国予以监护的未成年人，因此对印度的专制统治就成为帮助印度人自我改善，直至实现自我统治的必经之路。

尽管这些研究者对于何为共和主义仍有分歧，比如巴伦主要关注公民人文主义如何通过返古开新，追求世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理念，从而摧毁了中世纪的宗教和等级制度。在它表达为公民人文主义式的共和主义论证之前，这种对于自治权力的寻求仍然表现出一种规范主义的视角，它主要体现为包括意大利评注法学家巴托鲁斯（Bartolus）和巴尔杜斯（Baldus）的罗马法注疏，它们通过对事实（de facto）和法律（de iure）的区分，一方面论证意大利城邦事实上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试图使皇帝权力获得法律承认，来维系中世纪法权结构的完整性，以便在此基础上协调作为普遍性的帝国权力和事实上独立自治的公民城邦的法律和权力关系。

由于事实与规范的背离，世界史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图景，一个是列国政治与国际法历史，一个是帝国政治和殖民史。26 为了协调这一悖论，欧洲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以民族国家为内核的殖民帝国政治，它在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国际法的文明话语。我们未经印第安人同意而统治他们，我们未经领地人民的同意而统治他们，我们未经我们孩子的同意而统治他们……比起他们那野蛮、血腥的掠夺统治，这个共和国正当、人道和文明的政府不是更为菲律宾人民所取吗？33 （二）条约关系宪法化的难题 与此同时，再帝国化也给欧洲带来了诸多政治灾难。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带来的跨政府规制和国际治理，已经形成一个区别于由国际法调整的国家间关系的空间和由国内行政法法调整的国内规制空间的全球行政空间，这体现为经济规制、环境规制在内的各种专门性规制机构，它们混合着不同形态的国际或跨国行政机构和私人机构，形成一种新的必须正视的权力现实。就罗马法本身而言，这体现为其文本的权威性和适用的普遍性，前者指罗马法典作为一个无缺陷的内在完美体系，是成文理性，有着类似于圣经的神圣超验权威。从宪法路径改为行政法路径，可以看到其倡导者为了规避宪法政治的民族国家预设，试图仅仅从治理的角度，而不是直接挑战民族国家宪制的角度开展跨国研究。

另一方面出于经济、环境、和平与安全规制的需要产生了各种跨越国界的国际组织。36在他看来，欧洲法来源于一个原初的共同体法，而后者来源于成员国缔结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它不是来自欧洲人民的授权，而是来自于单个成员国的条约合意。

在1898年之后美国构建海外帝国的过程中，国际法的文明-野蛮话语更是被帝国论者用到极致，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在1912年芝加哥进步主义大会上的主旨演讲，强调吞并美洲和亚洲将成为美国的新使命，他这样讲道：所有正当政府的权威都来自被统治者同意的自由规则，仅仅适用于那些有能力自我统治的人。借助一种白人负担的道德主义论证，西方世界通过抬高自身社会的优越性，缓解了平等化／民主化压力对于自身体制的冲击，为了完成殖民掠夺，宪法政治成为殖民政治的一项负累。

哈贝马斯可能是对这一方案最热情的支持者，在他看来，通过这种方式，《联合国宪章》已经发展为事实上的宪法，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中人们不再必须将成员国视为国际条约的唯一主体。即使取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反殖民运动的胜利，学界对自己制度和道路的民族自信心仍然付之阙如，狭隘的知识视野和封闭的学科意识使人们罔顾西方已经步入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跨国整合阶段，而仍然将其抛弃的宪法理论视为真理。

连同它们的公民，各成员国现在将自己视为政治上构成国际社会的宪法支柱。这使得西方世界将国际法视为同步进行的帝国建设的重要方式，并发展出殖民政治、条约关系宪法化、全球宪法等多种建构路径，但由于这些建构路径无法摆脱民族国家的思维定式，它们最终都归于失败。由于民主制宪垄断了对于政治正当性的定义权，国家作为一个统治实体垄断了界定公共权力的资格，这使得任何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努力都不得不通过国际法的形式展开。……宪法以一套一致性的法律与代议政治制度创建了一个独立自治的民族国家，所有公民在这套法律政治制度之下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不管他们的结社是被视作个体组成的社会，或者是被视为民族，或者是被视为社群。

12［加］詹姆斯·塔利：《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黄俊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为了区别于中世纪基督教帝国的普遍意识，它的表达方式是历史主义的，它通过文艺复兴所兴起的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⑤来区别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以上两种方案尽管有差异，但仍脱离不开政治-法律的结构来理解权力，这在社会宪法理论的倡导者看来是无法接受的。23欧洲统一的基督教秩序虽然被民族国家分割，但这些单位共享的文明背景和公法原则，促使它们结成一个如伏尔泰所言的相互尊重和承认、密不可分的文明共同体。

而它的形成，恰恰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早期近代首先通过绝对王权的形式完成了民族性塑造，从而较早摆脱了帝国历史的负担。格林（Dieter Grimm）将这种对峙表达为三个层次。

（三）全球宪法的乌托邦 欧洲一体化运动及其引发的讨论并不是孤例，而是一个更广泛现象的一部分，它就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运动。另一方面又通过人民制宪的政治行动，为成文宪法赋予价值和功能。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在近代早期开拓的两条宪制路径也被重新纳入宪法政治的思考结构中，发展出民主宪法和自由宪法两种截然不同的宪法政治思路。法律人文主义对于罗马法的改造主要体现为借助历史主义的方法，否定罗马法作为成文理性的自然法地位，并通过对罗马普遍性的解构，使其成为与各欧洲王国和城市平等的一个历史单元。

由于优士丁尼法典本身是东罗马时代的文化产物，它对古典罗马法的编纂并不必然反映古典拉丁的文字风格，而其中夹杂的大量希腊文更是对讲求纯正拉丁文字的人文主义学者的精神污染。而随着近几年穆斯林移民对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冲击，以及欧盟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对于各种文化传统不加识别的尊重，欧洲公民的身份可能更加难以区分，欧洲可能伴随右翼运动的回归而变得更加分裂。

由于在其起始处的一致性假设，它已经失去应对多元性帝国问题的能力，而只能借助国际法形式来进行帝国再造运动。这里的民族国家有两个面向：它一方面指现代宪法理论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历史背景，具体指欧洲14世纪以来各种城邦和王国脱离基督教帝国的历史运动，它的思想形态表现为文艺复兴所传达的个体主义、相对主义、历史意识，在政治意识上表现为以英、法为代表的绝对主义国家建设，或以意大利城邦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运动。

18而美国的宪法制度和联邦系统的成功，恰恰在于不同的州不仅有大致相同的利益、起源和语言，而且有同级别的文明。正是在这种对于自己民族性的追索中，欧洲各王国开始发展出自己区别于罗马的自我意识，并试图借鉴和吸纳帝国传统下的法律遗产，发展自己的民族法理学。